∷涞水县檀山工艺美术厂∷

    拿什么拯救“景泰蓝”

(2005年4月版《商界名家》  本刊记者曹康林）

我们知道，景泰蓝与玉器、雕漆、牙雕一起，并称工艺美术行业的“四大名旦”，而集“四大名旦”之大成者，那就是北京工艺美术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生产景泰蓝为主的北京工艺美术厂，于2004年12月走完46年的生命历程，终因资不抵债（债务4000多万元），被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破产。这个企业的破产，预示着一个行业危机的来临——中国的传统工艺品正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问症：景泰蓝遇难  怎能怪罪日本人？

景泰蓝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珐琅手工艺品，它起源明朝，且盛行于明朝“景泰”年间，又因其制作时使用的典型颜色为蓝色，故此得名“景泰蓝”。在皇权统治时，只有皇室及官宦才有权拥有、收藏景泰蓝制品。新中国成立后，景泰蓝制品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并以其精彩绝伦的设计及其富丽堂皇的色彩，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极高的盛誉。

这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艺术高峰的景泰蓝，究竟是什么原因倒塌的呢?

一名原景泰蓝工艺制作师傅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景泰蓝在国际市场销售特别好，香港商人长住北京，天天等在我们厂里要货，那时候厂里顾客盈门，国内外客商络绎不绝。一天，市领导陪几个日本人来厂，参观了厂里从选料、制胎、掐丝、点蓝、磨光等工序，还通过翻译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临走时还送了他们几件精美的景泰蓝礼品。日本人走后，我们开始加班加点地干活，因为厂领导说，这几个日本人可能是潜在的大客户，听了这样的话，我们好高兴啊！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厂里的一名高级制胎技师莫名其妙地不上班了，无故旷工3天，车间派人到他家去找，他说他病了，可他老婆说，一月600块钱的工资挣够了。600块钱在当时并不低，一般普通技工还没有这个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来我们厂参观的那几个日本人以每月6000元钱的高价请到日本去了。那几个日本人把我们送他的景泰蓝拿回去进行解剖化验，可对复杂的制作工艺及传统精细的手工艺工序冥思苦想，不得其解，才想出以高价收买我们的景泰蓝技师的手段。不到半年的时间，厂里又有几名多年从事景泰蓝生产设计的高级技师、工艺美术师、景泰蓝技工也先后通过先去的那个人秘密介绍去了日本。据说，他们为了对得起日本人给他们的‘高工资’，竟将制作景泰蓝的工具也偷走了。由于景泰蓝制作过程中的掐丝工序需要用一种胶，这种传统的胶是用各种天然的中草药精制而成。他们把这种制胶的配方也带给了日本人，制胶用的中草药也带走不少。后来日本人还多次派人秘密到中国乡下高价收购这些中草药。不久，我们的大客户——几个香港客商从我们厂发走所订的最后一批货就再也没来了。先前是他们住在厂里盯着我们要货，后来是我们打电话找他们，他们都不来了，原因是从日本他们就能买到质量上乘并价钱比中国低得多的景泰蓝工艺品。由此，我们厂生产的景泰蓝按原来的价就卖不出去，只能降价出售。然而，我们降价，日本人也降价，两家“价格战”的结果是，我们厂发不出工资了，接着是停产、放假、内退，最后是分流下岗、大部分工人回家……我们厂停产后，日本人又将景泰蓝一次次涨价，使得一些香港商人又回头来买我们的景泰蓝，然而，我们厂已经倒闭了——厂房地皮已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商，全厂1500多名职工，其中有四五百人是从事景泰蓝生产的，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十几个人，剩下的另谋出路，去扫马路或者卖白菜……”

按这位景泰蓝师傅的说法，仿佛景泰蓝的遭遇是因为日本人挖走景泰蓝人才造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全国各省、市的工艺美术厂几乎都遭到了同样的恶运，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湖南一家小厂给人打零工的北京市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玉器艺术家茅子芳认为：“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问题。景泰蓝以前都是国家包销，由专门的公司出口，再加上产品供不应求，我们从没有考虑过销路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就像一个孩子，本来一直有大人在前面牵着手带路的，突然有一天大人说不管你了，自己走吧，这下可好，因为以前根本就没有学过独立行走啊。古代为什么要分宫廷手艺和民间手艺，为什么要分官窑和民窑？因为制作出来的工艺品要分是给谁的。现在北京景泰蓝大家都叫‘景泰滥’，郊区有很多小加工厂的景泰蓝都摆在地摊上卖了，从工艺上来说根本不能和工艺大师比，可是外行人看不出来。还有南方一些小厂的工艺品也充斥市场，把市场一下子搞坏了，加上现在国内的工艺品也不外销了，工艺美术厂也没法经营下去了。现在像我这样的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和民工没什么区别，哪里有活我就到哪里去干，现在也不只是做玉器，什么活都干，只要能赚钱就行。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也不固定，像钓鱼一样，有大鱼就吃个饱，钓不到就没得吃。”

从北京工艺美术厂职工口里还传出另一种说法，景泰蓝遇难是管理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后，有段时期提倡“船小好调头”，于是北京工艺美术厂被一分为六；后来又说“船大顶风浪”，又把六个厂合为一个，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给企业造成了大量内耗。

请命：谁来“复活”景泰蓝

北京工艺美术厂是生产景泰蓝的主要生产基地，这里聚集了制作景泰蓝的一流大师，世界最优秀的景泰蓝作品都诞生在这里。眼前，北京工艺美术厂的破产如同生产景泰蓝的基地被摧毁，基地被摧毁就意味着世界不会再有能被称为国宝的景泰蓝产生，同时，景泰蓝的品牌价值也会随之消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景泰蓝工艺品的出口换汇率很高，当时出口一元人民币的景泰蓝就能换回一美元的外汇，销路也不错，先是销往前苏联、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后来又开始销往西欧的一些国家，最后甚至到了只要有丝、有蓝(没有最后完成的景泰蓝)也能卖到好价钱的地步。这样一个曾经辉煌了500年的中国品牌，如果就这样让它在地球上消失，忍心吗？于是，有人想“复活景泰蓝”。

被称为当今“景泰蓝制作第一人”、国家工艺美术大师、曾担任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副厂长张同禄，今年62岁，从1958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4年12月工厂的消失，可以说他无时无刻都不在惦记工厂，他对景泰蓝有很深的感情。在离开“工美厂”的日子里，他自筹资金在北京百工坊创办了一家生产景泰蓝的作坊，还招了20个从工美厂下岗的职工，希望能让景泰蓝的“香火”不断，然而，因势单力薄，步履维艰——景泰蓝艺术产业不是靠一两位大师能支撑起来的，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景泰蓝将有可能“绝种”。据悉，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前，干活的工人都在50岁左右。

当记者谈到如何复活景泰蓝时，张同禄说：“首先要有国家的支持。在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保护传统工艺的口号，于是以前的老匠人都被招集回来，先是成立合作社，后又设立工厂，确保这些传统艺术不失传，那时候景泰蓝分厂是工艺美术厂从业人员最多、产值最高的行业，产值利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全厂的一半。景泰蓝当时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与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种‘分不开’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过去，北京的景泰蓝工匠们就是御工匠，他们制作的器具是专门供宫廷自用或馈赠宾客、或赏赐下属用的。用于祭祀用的景泰蓝，造型要求庄重、古朴；当日常器皿使用的景泰蓝，则要求精致、华丽、细节丰富可供玩赏。这些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工匠们还隶属于为他们专设的机构，在明朝叫少府监，清朝称内务府造办处——从这点上来看，景泰蓝在设计、制作、使用这整个过程中，都好像与老百姓的生活没多大关系。在历史上，景泰蓝被称为‘宫廷艺术’，艺术大师们关注的是它的艺术价值而非实用价值。现在的景泰蓝虽然不是为宫廷而作，但它那种高贵的身份仍然难以成为普通老百姓能收藏的大众产品。因此，景泰蓝要继续持有‘宫廷艺术’的价值，就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而不能让它们在市场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在日本，特级工艺大师享有‘国宝’地位，他们的作品都由国家收藏，他们的家人也全部由国家来抚养，这就为艺术家们免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只管做好自己的艺术品就行了。我当然不指望我们也能有这么好的待遇，但至少国家应该给传统工艺的发展提供一些较为优惠的政策，比如在税收和房租等方面的适当减免，还有就是资金上的支持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我认为，这些传统工艺的‘绝活儿’都应该进行专利注册，不然这方面的后患太多了。”

政府运作与市场运作对景泰蓝的制作有什么区别呢？张同禄告诉记者：“以前做景泰蓝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创作的，现在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考虑市场需求就得考虑成本。现在制作景泰蓝的原料，无论是颜色还是光泽度，都比明、清时期的要逊色很多——原因很简单，那时是为宫廷制作，可以不计成本，所以才有在原材料釉料中添加金银等贵重金属这种昂贵的手法，现在什么都要考虑市场销路，成本太高了根本就没人买；而同时对制作景泰蓝新材料的研究又没有跟上，这就制约了景泰蓝的发展。艺术不等同产品，产品要有立竿见影的价值体现，而艺术的价值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被人们认识。如在世界名画拍卖前五位的成交价排行榜上，荷兰艺术大师凡·高的作品《加歇医生的肖像》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高居榜首。这个价格纪录自从1990被创造出来以后，至今没有被打破过。而凡·高的另外两幅作品《没有胡子的艺术家》和《鸢尾花》分别以7150万美元和 5390万美元，排在世界名画拍卖价排行榜的第三位和第五位。然而，凡·高生前穷困潦倒，一生只卖出过一幅画。而在他去世后，他的画却被人们推向了高峰。”

探路：拯救景泰蓝路在何方

张同禄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真正的艺术品是需要国家保护的，真正的艺术家是不能被市场左右的，然而，需要国家保护的行业太多，因此，有些行业必须推向市场，让它们到市场中去寻找出路。据悉，曾经靠吃皇粮的全国各地的工艺美术研究所现在几乎都撤消了，不少艺术大师都成了老板、商人，这样虽然影响了中国民间艺术走精品化的道路，然而，它毕竟能使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品能生存下来。到市场里去求生路，比坐在研究室里等死要强得多。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艺术大师出精品，又能让艺术大师创收呢？有！这里，记者将多年观察的两种模式提供给关注中国民间艺术的同仁参考：一种是“袁嘉琪模式”，一种是“大芬村模式”。

何谓“袁嘉琪模式”？

2005年3月8日，记者在武汉汤逊湖畔采访了湖北袁嘉琪玉雕艺术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林，汪林告诉记者：“我们这家艺术馆是由湖北多人多集团和袁嘉琪共同投资创建的。创建目的是想让艺术与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转换。袁嘉琪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武当朝圣图》曾获得玉石雕刻最高奖杯——真绝杯，且作品《佛光普照》、《武当朝圣图》等被誉为是中国的国宝，有关专家评估《佛光普照》的价值已超过亿元，这在中国玉雕行业是罕见的。然而，他的作品尽管价值连城，但只能成为供人欣赏的展品，而不能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体现它的价值。要让艺术品走向市场，艺术家是没有精力、财力和经验来做好这件事的。于是，多人多集团董事长凌然，决定由集团出资金，袁嘉琪出艺术联合创建一家玉雕艺术馆有限公司，让一个艺术家完全摆脱经济的干扰而进入纯创作的状态，让袁嘉琪的艺术创作发挥到极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长线投资，一个有价值的玉雕作品往往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只考虑作品的创作，不考虑作品的销路，但作为一个公司的经理就不能不考虑作品的销路。于是，我们采取了精品和大众品同时开发和长线创作与短线创作双头并进的经营战术，既要袁嘉琪创作一些简单的中、低档产品投放市场，又让袁嘉琪能从艺术的角度创作一些精品储存起来，待价而沽。这样既有经济效益，又有艺术效益。我们公司是2000年创立的，袁大师花了两年的时间，培训了20多名玉雕技工，两年后这些学员已能在袁嘉琪的指导下制作一些中、低档工艺品了，而且这些产品的销路还不错。”

在多人多集团，袁嘉琪有集团提供给他的别墅、作品艺术馆、创作室、生产车间。汪林为袁嘉琪玉雕艺术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袁嘉琪的妻子皇甫映任副总经理，主要负责玉石的采购和玉雕艺术品的营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嘉琪认为：“艺术家跟市场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如果走进了市场，我的艺术作品的格调就要降低这是必然的，因为我被市场左右，什么好卖，我就创作什么，由此，艺术个性就消失了；我如果远离了市场，我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不会有销路，作品没有销路，谁来为我提供创作作品的材料？我用的材料大多数都是新疆的和阗玉，其价格高的为每公斤50万元，低的每公斤也达到20万元左右。有时我的一件作品就要用几十公斤材料，费用高达近千万元。以前这些费用都是由国家提供，国家提供毕竟有限，如果没有实力大的企业来支撑，我的很多作品就难以完成。不过，玉雕艺术品的技术含量是无价的，一旦被人接受，回报率也是惊人的。为了能与多人多合作好，我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针对市场创作一些有销路的作品，如针对儿童周岁纪念日我创作了玉雕吉祥物福娃系列66种；一条是静下心来创作上乘的玉雕精品，打造中国的玉雕国宝。”

汪林讲：“我们是把袁嘉琪的艺术当做产品来策划的，凡·高的作品实际上是有专门的策划公司给他策划的，如果我们能把袁嘉琪这样一个杰出的工艺美术大师推出去，让世人接受，让世人都知道世界第一流的玉雕作品诞生在多人多集团，那么，多人多集团一下子可以红遍全世界。”

“袁嘉琪模式”是企业家与艺术家联手打造中国民间艺术品的模式，而另一种模式却是将艺术家完全市场化模式，记者称它为“大芬村模式”。

大芬村在过去是深圳布吉关外一个非常偏僻、荒凉、长满芦苇草的小村子，面积只有４平方公里，村民才300人，现在却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油画村。美国市场上的“行画”70%来自中国，其中80%便产自深圳大芬村。这里聚集着2000位画工及画家，从事油画生产的人员至少在5000人以上，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243家，油画村的年销售额为8000万元人民币，其中60%销往国外。这个“油画村”是如何产生的呢？

据说1989年，有位叫黄江的香港人，在深圳关内黄贝岭办画厂经营油画，因嫌市区厂房的租金太贵，便将画厂搬到大芬村。大概是大芬和达·芬奇两个相似的名字使他产生了灵感，于是，他在大芬村一面租用民房生产油画，一面招聘学生帮助他完成与外商签订的订单，由此形成油画生产、收购和集中外销一条龙作业，因此，市场不断扩充，作坊不断增加，自然就成了一个“油画村”。

记者走进大芬村，画廊、画室，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几条不长的街道，密布着不高的楼房，一个紧挨一个的画廊、作坊，有的叫公司，有一二十个人在临摹画作；有的是个体户或夫妻店，这里分工也很精细，有经营古典油画的，也有专门画国画的；有专门销售装裱材料的，也有开办美术培训班的。但大多数人做着“行画”生意，也有人在坚持原创，走艺术创作的路子。说的是油画村，其中也有不少门面是从事国画、书法、工艺、雕刻、刺绣、装饰及书画培训的。

一位来自东北的老板告诉记者，“行画”在深圳便宜的卖到二三十元，如一幅临摹凡·高的《向日葵》才卖30元钱；贵的卖到一两千元，而到了国外，大画要卖到七八千元，甚至更多。过去原创作品在这里没什么市场，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一幅“行画”最多卖上千元，而一幅原创作品，最低的也能卖2000元以上，高的能卖到几万甚至十几万。一位来自贵州的下岗工人创作的一幅原创作品《拉纤》卖了上万元。吴瑞球先生创办的画厂是大芬村规模最大的油画生产厂家，一年大概生产油画20万张左右，营业额可达到2000万左右。吴先生不仅在大芬村有自己的公司，而且在中东、北非、意大利、美国都设有办事处。

在大芬村，不少画工都可以同时操作几幅画。在一家画坊里，记者看到一位小伙子，把一张从画册中撕下的风景油画钉在画台顶端，下面排列着5个80厘米高的画板。小伙子告诉记者，这5幅油画“流水作业”的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即先画好左边第一个画板的上边内容，马上移到第二个画板，在相同位置画相同的内容，然后依此类推。他说：“这5幅画最多5个小时就能完成！”

大芬村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子，一切艺术品在这里都成为商品。许多原本清高、重画轻商的画家，也在大芬村学会了议价交易，经营赚钱。他们既搞创作，也画“行画”。“行画”既赚了钱，又提供了市场的行情，两者相辅相成。来自福建的画家林先生说，从来自欧美的订单来看，目前有部分具有现代风格的家庭，喜欢在房间里装饰抽象派油画，而且价格较高，于是，他作画便由写实风格转为抽象风格，也就是创作跟着市场走，效果不错。

大芬村之所以能够将一个沉寂的油画市场激活，是因为他能以一种世界的眼光，采取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把油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转化为商品、行画，推向市场，推向国际，推进寻常百姓的家中。

不管是“袁嘉琪模式”还是“大芬村模式”，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用市场带动艺术，两种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景泰蓝无论选择哪种模式，目标只有一个：东山再起！

编辑/曹康林